文 郝汉 转载于综新周刊
全球制造业的产业格局正发生显著调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产业价值链呈现“缩短”态势、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提高、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不断成熟，在种种内外环境变化下，中国制造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政策优势和卓越的经济活力让我们抓住了全球第三次、第四次产业转移的契机，在“世界工厂”“中国制造”成为国际舞台上属于中国人的闪亮名片后，我们也迎来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
在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一书作者张笑宇看来，“中国制造”的意义远远不止于走出国门，取得国际影响力。他认为，30年来制造业的蓬勃，让兢兢业业的产业工人获得了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从而赋予普罗大众一种“朴素公平感”，这构成了中国社会平稳运行的合法性基础。他同时指出，在中国制造向2.0迈进的当下，吸纳庞大就业人口的制造业正面临着不同于西方任何历史时期的全新挑战。
近日，在深圳蛇口港，这个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地标性位置，《新周刊》记者对张笑宇进行专访，与他探讨制造业视角下的中国未来。
中国制造的未来关键词：全球化、产业链、保卫社会
《新周刊》 ： 全球范围内的智库都在对本世纪行将过半之时的世界形势进行预测，如罗马俱乐部的《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普华永道的《2050年的世界：全球经济秩序如何改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等。你也是智库成员，这个时间点为什么被视为全球力量洗牌的关键年份？它对中国制造业又有何意义？
张笑宇：在我看来，这个时间点不只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也不仅是世纪中叶，它背后是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我们称之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又称“康波周期”。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时发现，资本主义经济体存在着长度为48年到60年、平均为50年的长期波动。依照这套理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世界从2015年开始处于一个调整期，或者说低谷期。在这个时段，世界需要找到下一个周期主要的产业方向，比如碳中和、人工智能、太空科技，等等，只有找准下一个方向，才能做领跑者。领跑者是谁，大约在2050年会被揭晓，这个时候调整期宣告结束，领跑者的高速增长期到来，基本上可以说世界力量的胜负就确定了。
具体到中国，我们的制造业在未来有三个关键点值得注意。
第一，我们的产业规模已经到了以一国之力供应全世界大量消费类商品，而且产能过剩的地步。但当我们长期停留在制作初级工业品、靠廉价劳动力和产能发挥优势的时候，我们在产业分工里拿到的附加值是比较低的。我们如何在未来参与其他国家的高端产品供应链，或许只有深化全球化程度才是解决之道。
第二，我们要进一步在产业链上攀升，去做整合性的集合产品。比如，一些企业是给美国苹果公司做零部件的供应商，但大头是被苹果拿走了。未来，我们需要像华为这种企业，自己可以披荆斩棘、开拓外部市场，也能让国内的供应链企业一起赚到钱。
第三，我们过去的市场经济动力是通过外部力量来冲击计划经济体制，但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说，历史上任何一次市场经济蓬勃，必然会对社会造成破坏。《大转型》一书里强调过，在市场冲击社会时，国家应该保卫社会。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主动放开市场冲击社会，目的在于改革；而我们现在到了需要国家来调整市场、保卫社会的阶段。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年轻人普遍感到压力太大了，不能再让年轻人普遍地愤怒、绝望。
所以，进一步地全球化、攀升产业价值链、保卫社会，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未来至关重要。
“产缘政治”与“一带一路”
《新周刊》 ： 近些年，我们看到了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化过程中由产业转移导致的萎靡，它有力地解释了其“反全球化”浪潮的原因。伴随着产业升级或自动化的发展，中国在未来会遭遇“制造业空心化”的困窘吗？
张笑宇：中国正在面临这个问题，但中国制造业暂时来讲，是比较难“空心化”的。虽然我们的劳动力价格会上来，资产泡沫也比较大，但中国制造业的全行业细分覆盖能力本身是商业上的优势，这是难以被超越的。
但当资产价格增长太快，其他增长完全跟不上资产时，反映在制造业的现实里，就是“切肤之痛”了。今天，某个制造业企业辛辛苦苦干一年的利润，比不上去炒一栋房甚至一间房。美国其实也是同样的情形，制造业没有金融业来钱容易，金融市场还把大量资金成本转移到制造业企业身上。在各种困境下，一旦成熟的制造业企业因此倒下，那些经验丰富的工人、设备、管理体系都会流失，整个制造业便会遭到重创。
《新周刊》 ： 你在近作《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中通过对技术的强调，延伸到对产业的重视。你认为，产业（即制造业）是经由商业检验过的技术。在此，你着重提出两个富有创见又具有解释力的概念——“产业合法性”“产缘政治”。我们如何通过这两个概念来理解中国制造业以及国家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张笑宇：“产业合法性”是相对于“政治合法性”来说的。我的努力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是一种最古老的公正观念，这或许构成了最坚实的合法性基础。而在今天这个世界里，跟这样的公正信念最匹配的事情，其实就是“产业”或者说制造业。
一个人在这个产业里干了许多年，可以得到不错的晋升，并作为技术人员得到尊重，他会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但在服务业、金融业或互联网企业里，情况不太一样，努力和回报不一定成正比。
因此，制造业提供了人对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感到满意的途径，从而让他对政府产生认同感，对人的精神和气质造成影响。《有闲阶级论》里讲，有闲阶级和制造业者对世界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后者的精神气质是政治结构稳定的保证。就这一点而言，中国是过去30年来制造业稳步发展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制造让中国人有工作、企业有产品，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在产业合法性的基础上，我仿照“地缘政治”之说，提出了“产缘政治”。工业革命后，一个产业链的原材料、商品、销售以及运输，它们中间的关系跟地缘上的海洋、河流的关系是一样的，甚至更加紧密。我正在写作的《产业与文明》主要就讲这个事情。
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棉花，它是人类第一次能够大规模生产的一种所有人都需要的廉价产品，棉花产地则深刻塑造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拿俄罗斯来说，作为一个高纬度国家，它之所以向中亚和西亚扩张，其实是为了寻找棉花产地。沙俄跟英国在中亚的冲突，其实是英国在棉产业领域对控制权的捍卫。清末，左宗棠在边疆的斡旋，背后是俄、英间复杂的产缘政治纠葛，但是我们往往会错误地认为那是地缘政治的博弈。
回到今天的中国，我们在产缘政治地图里争取到了重要的核心位置。
从原材料到商品市场，这是A循环；从商品市场到资本、技术，这是B循环。中国处在两个循环的中心，这意味着我们对原材料国家、资本国家和技术国家都将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实际上成了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锚，只要这方面我们不出问题，世界经济就不会出问题，世界政治也不会出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出手4万亿元，稳住了世界的经济。
“一带一路”其实是对中国稳定锚地位的延伸。为什么要把本来就存在的商贸关系变成更加明确的战略性倡议？因为，在许多国家，我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并不匹配。
比如说，在非洲，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是第一大投资伙伴了，但是当地人在政治上对我们的认可度、对于中国价值的认可度，跟我们的经济地位不匹配。
“一带一路”提出之后，过去几年间，在非洲和东南亚国家，情况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但在欧洲和美洲遭遇反弹。
碳中和、人工智能和职业教育
《新周刊》 ： “绿色革命”和“人工智能”都是“十四五”规划里指向未来发展的热词。它们对中国的制造业将有何重大影响？
张笑宇：“碳中和”及“绿色革命”属于能源方面的问题。中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对能源的依赖度是非常之高的，但长期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进口，对国家的地缘政治安全会有影响。但如果转向电能、光伏、水能这些清洁能源，我们是比较有优势的，比如，中国的水电资源在全世界几乎排在第一。
当我们谈碳中和对制造业的影响时，要注意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上游配套的能源价格体系改革，绿色能源在短期的价格一定高于传统能源。没有补偿机制的话，这个成本就会被加到制造业身上。所以，这些绿色能源的补贴应该是相应配套的，把补贴给到个人，比给到企业其实更有效果。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自动化这些技术进步一定会把大量的人甩出就业岗位，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需要走出去，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工业，然后用他们的需求，给我们的年轻人创造新的空间。
《新周刊》 ： “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技术院校和专业，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深化职普融通，实现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互认、纵向流动。”职业教育深化将对中国制造业起到什么作用？
张笑宇：人才的问题从来不是教育问题，人才的根本问题是就业问题。有没有那么多企业给人才提供回报，这个才是根本。一个人为什么要去上技校？因为能够找到好工作？如果去了技校跟直接去社会没什么区别，那去了干什么？
我在德国待过多年，德国的职业教育搞得好，也是我们国家职业教育希望借鉴的方向。整个德国的职业教育，基本能够覆盖德国一半以上人口的就业。
在德国，从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出来就业的劳动者有两个特点：第一，工资不低，跟本科毕业差不多，而且会慢慢上涨；第二，职业教育可以让人真正得到一流企业的培训。他们下车间，去的是奔驰这种公司，或者国际先进的化工、制造业公司。反观我们的职业教育培训，学生能够去哪？经历职业教育出来之后，劳动者能挣多少钱？
我们可以把职业教育作为一个抓手，增进企业和教育界之间的理解。过去，这两个东西之间隔得太远了，搞教育的跟搞企业的完全不是一批人，以至于哪怕优秀的工科本科生毕业后，也没办法应用到实际工作上。如果互通搭桥的工作做得好，我认为有助于职业教育对社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促进制造业的发展。
